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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刚沉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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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CBN杨小刚。资深活跃财经媒体人、社会静默观察家。曾出版《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等书,毕业于山东大学和上海大学,现就职于《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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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的出路:渐进式城镇化  

2009-11-18 07:07:00|  分类: 财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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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之后,农民不能因此致富,但是已经改善传统国家和农户的关系,提高农民对政策接受度和支持度。

●减负之外,补贴也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

●土地只有转为商业和工业用地之后才值钱,如果土地“农转农”是不值钱的。

●城镇化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实现。

 

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曹锦清,被认为是距离农村大地最近的学者之一。对于目前中国的“三农”、城市化、城乡差距、土地流转、农民工进城等问题,他有自己切身的感受和独特看法。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开始用脚丈量中国土地,遍访广大农村,倾听农民声音。一部《黄河边的中国》,成为观察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翔实资料。

曹锦清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和解决途径,是建立在大量调查和实证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目前一股脑的城市化,并不符合中国实际,也很难取得成效,中国的城市化,应该建立在中国自己的国情基础之上,要考虑就业、土地使用、社会保障、户籍制度等问题,要城乡统筹兼顾,遵循市场本身的力量。

近日我有机会与曹锦清进行了一次深入对话。对话实录整理如下:

制约农村发展症结:人地高度紧张

杨小刚:当下农村问题很受关注,中央也将建设新农村作为重要工作部署。目前关于“三农”问题,主要是围绕农村城镇化、农民收入和城乡贫富差距等话题展开。你认为目前农村问题的主要症结是什么?

曹锦清:中国农村地域广大,区域差异性非常明显,所以要用一句话概括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确实比较难。在我的视野中,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四大板块,一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二是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等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农村,三是东北地区的农村,剩下的就是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

我们所说的“三农”问题,其实主要集中在我所划分的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主要是农耕社会,在小块土地上沉淀了大量的劳动力,形成了人(耕)地关系的高度紧张,这是制约中国农村发展最基本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也将是中国农村问题的主要症结。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东部地区相当一部分农民收入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户家庭经济重心以及就业重心都发生了转移,江浙地区尤其明显。地方财政收入重心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从农业转向工商业,农户的工作重心转到了工厂,有些农户就直接成为工商业主,完成了原始积累,可以到全国各地发展。农业税很多地方都已经不收。由于乡镇经济发达,旧的合作医疗制度长时间保持。

而在我界定的中部地区就发展得比较缓慢,尤其是以县域为中心的农村,农业占了很大部分。剩余劳动力没有在县域之内发生转换。分田到户之后,原来依赖集体经济的两个制度很快解体,一是合作医疗制度解体;二是原来的教育制度得不到乡镇企业经济的支持,教育费用的不断上涨都落在了农民头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西部地区农民负担加重,教育费用是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

由于大量的承包制小农,土地收入非常有限,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要到工商业去谋求非农收入。所以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西部省份出现大量劳动力输出,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方,都是劳动力输出大省。

 减负还有空间

 杨小刚:人地紧张的现象,短时间是很难解决的。在你看来,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目前农村的现状呢?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

 曹锦清:由于受限于中国地理环境和大部分地区农业小作坊生产方式、家庭承包责任制等情况,要突然改变目前农村现状,大大提高农民收入,确实很难。但是,我们可以在多个方面努力,逐渐减轻农民负担,稳步提高农民收入。

2004年,我国GDP达到10万亿元规模,财政收入是1万亿元;而2008年GDP达到26万亿元,财政收入达到6万亿元规模。这其实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打下了基础并提供了良好时机。于是中央提出,要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带领乡村。中央宣布, “农业补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原始工业积累基本结束,第一个举动就是农业税全部取消。到2006年末,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官方统计:向农村少收税费达到1200亿元。

减负之后,农民不能因此致富,但是已经改善传统国家和农户的关系,提高农民对政策接受度和支持度。

第二个举动是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由农民负担转为国家负担。义务教育原来是农民自己承担,2007年、2008年之后,国家财政对农民承担责任。这个负担减得比较厉害。东部沿海省份由地方财政出,官方规定的中部地区,中央出60%;西部地区,中央出80%。

第三个举动是新合作医疗,中央和地方支付份额加大。大病报销从20%转移到60%~80%,这其实也是减负。

减负之外,补贴也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随着农业生产成本的提高,对农民种粮也要补贴。目前的种粮补贴表面上是补贴到农民,如化肥、农药、柴油、机耕等生产资料,实际上是补贴到城里的,因为目前的粮食价格相对比较稳定、低廉地提供给了城市。

其实,减负的空间还很大。比如说农用成本的涨价,财政收入是否可以逐步消化掉;如粮棉油是否可以在保护价基础上,适当放开市场。另外,九年制义务教育能否向高中延伸,给农村孩子大学本科奖励是否可以增加。根据国家财政增长规模,可以继续加大减负力度。

土地流转,难言双赢

 杨小刚:近来,很多地方都在试行土地流转的改革,也就是农民可以出让对土地的使用权,拿去买卖和交易,以此获得一定的收入;经营者可以达到规模经营、提高效率的作用,你认为效果如何?有人认为,这是农村土地走向私有化的步骤之一,你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曹锦清:你提到的土地流转,其实是作为农民增收手段之一提出来的。农民收入构成中,既有土地上的产出,也应包括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1982年,集体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相分离,近年来我们强调承包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大量劳动力外移后,使得有必要把承包权转移给经营者。整个过程,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全国各地已经开始发生了。现在中央很多文件在这方面动脑筋,土地流转就是承包权和经营权的问题。经营者可以获得其他土地,因而可以向专业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以此适应市场需求,也同时提高经营者的收入。

 应该说,这个措施的总方向没错,但对提高承包者的收入是有限的。因为几百个承包者转化成一个经营主体时,经营主体可以获得规模,经营者收入可以提高。但是,土地承包权和地租的钱是极其有限的。小块土地的地租加打工的收入,还不足以让农民致富。

而且,从土地流转的角度看,土地适度规模集中,发生概率很低,时间很长,多数农民只是在亲友之间流转,规模还是有限。比如在南方,要达到水稻适度规模500亩,每户平均5亩,需要100户人家。这100户人家中,有99家转移出去,1户经营。这99户人家转移到什么地方去?承包者获得承包款,出去打工,而经营户获得500亩土地,其中转包期怎么定?长期对经营者有利;短期对转包户有利。但是转包者的打工是不稳定的,则要求承包期短。经营者要求承包期长,这样对其经营有利。

所以,土地通过流转来达到规模经营是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人为加快肯定要出问题。有许多政策性问题需要解决,转包者并不会因此而提高收入。

对于很多人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土地私有化,农民可以通过出卖土地获得进入城市的第一桶金,我对此不抱乐观态度。首先,只有在城乡接合部,大城市近郊的土地才值钱,离城市越远越不值钱,因此也没有“一桶金”之说。土地只有转为商业和工业用地之后才值钱,如果土地“农转农”是不值钱的。土地私有化,通过出卖土地换成第一桶金,是城市一些学者的幻想,他们并不了解农村。

 城镇化必须遵循市场规律

杨小刚:有人认为,下一步农村的出路在城镇化(城市化),城镇化不仅可以拉动经济和内需,还可以作为农民转变命运的方向,你怎么看待目前的城镇化运动?

曹锦清:城镇化有两个条件:一是有稳定的就业或者失业保险;二是住房问题要得到合理的解决。城市地价远远高于农村宅基地地价,这个由谁来支付?进城农民是无法支付的,国家也无法支付。农民进城谈何容易?

是不是农民卖掉土地就能完成城市化了?即使卖了不少钱,即使在城市购买了房子,也谈不上完成了城镇化,因为这是一帮失业的居民。所以没有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城镇化是不可能的,只有工业化和商业化来提供就业,有就业将劳动力安排在企业的附近,农民才可能发生转移。城市人是永久的失地人,所以城市要建立保障。但如果所有农民工都给失业保障,这个支付压力目前还比较大。

所以,大量的农民如果得不到城市化的好处,他们首先会反对出卖土地。我们30年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土地均分,家庭承包,所有贫富分化是不发生在土地上的,所以农民对其他方面的贫富分化还能基本接受的。一旦在土地问题上处理不当,很可能出现农民失去了土地,但又没有获得城市化,那时,将可能出现大量失业失地农民,这个后果谁能承担?所以,城镇化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自身发展规律。

农村城镇化可以多样化

杨小刚:那在你看来,如何城镇化才是符合市场规律呢?

曹锦清:中国目前的现象,较长时期还将维持目前的样子,无法依靠一个方案或者政策就能有大的改善。中国目前土地承包制,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长期不变”。1998年提出30年不变,如今是“长期不变”,这个作为一个制度定下来了,对“长期不变”的理解,土地集体所有和家庭承包不变,不一定意味着土地定期配置不发生变化。

长期不变,这是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在这个制度安排的前提下,我们再来考虑城镇化问题。城镇化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实现。

首先,需要在教育公平性上努力,让农家子弟有通过上学来达到改变和上升的机会。农村孩子考入大学之后,通过寻找工作,在城市留下来,这可视为农村城市化的先遣部队。

其次,近年的新农村建设中,使农村路面硬化,城乡一体化就是公共品投入要大体平衡,如路、水、电是公共品。农民在自己家盖房子,在城里打工,可以理解为城市化的一种方式。大量农民工可以在本县打工,在家乡盖房子,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的方式,是一种更好的城镇化。在这种城镇化中,医疗、教育资源需要向镇、县集中。公共产品可以集中,居住可以分散出去。

第三,对于深山老林和偏远的农村,就是生态不适宜人居住的,所以扶贫都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可以考虑整体性移居。但是如果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的地方从事农业,就大体失败了,因为大部分地区土地基本上已经饱和。所以,这种迁移,需要考虑让他们进行技能培训,直接迁移到城镇进行就业。

其他城镇化的途径还很多,但有个基本前提,就是政府可以提供帮助,但是不要去包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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