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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刚沉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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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CBN杨小刚。资深活跃财经媒体人、社会静默观察家。曾出版《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等书,毕业于山东大学和上海大学,现就职于《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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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经济学家为何不喜欢郎咸平  

2010-01-18 22:57:06|  分类: 财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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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经济学成为显学,只要你冠以“经济学家”的名称,就会像明星一样被各界追捧。有些经济学家也乐于借自己的身份和名气,不断高空来回,跑场圈钱。

 

 

中国经济学界的“郎咸平现象”,已存很长一段时日了,自从2004年的“郎顾之争”以来,郎咸平的名字就伴随着国企产权改革之路如何走的争论而为各界所知。直至今日,热度未减。

近日,因为两位重量级经济学家再次向其“开火”,让笔者再度关注起“郎咸平现象”,并对经济学圈长期存在的一些不良风气提出看法。

一是1月12日,在成都的一个论坛上,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演讲完后,在与听众的互动环节中,有人问他对郎咸平“政府投资4万亿的方向是个错误”的看法时,樊纲先生痛斥:“他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不知道!我不想评论这件事!”。对此,媒体用“樊纲炮轰郎咸平”为题做了报道。

二是1月1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先生,在其博客上,以《我对“郎咸平现象”的看法》为题,比较正式地表达了他对郎咸平的看法。并尖锐地指出,“郎咸平现象”反映的是大众普遍缺乏思考,普遍地表现为阿伦特感到切肤之痛的“平庸之恶”。

无论是樊纲的“不知道基本事实”,还是汪丁丁的“平庸之恶”,我认为,都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学术探讨,而是出于观点不同而衍生出来的情绪化表达。

尽管郎咸平为了推销自己主张,不断挑拨民众情绪的作法,确实令人担忧,但“郎咸平现象”能得到广泛关注和不少网民的支持,其实反映了一种诉求和声音。他对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资流失的警示,对民营企业平等待遇的呼吁,对公司治理和监管方面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知识方面的贡献。对此,简单地归纳为大众缺乏思考,反倒折射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固化思维。

汪丁丁甚至认为,人人可呼吁“改革”,人人可以“改革”为旗帜,关键是,怎样改革?于是显出流派之争。相信市场还是相信政府,这是一块试金石。郎咸平为中国社会开具的药方,决定了他所属的派别。

很显然,汪教授对郎先生的批评,是建立在派别划分基础之上的。这种简单的派别划分,掩盖了问题的复杂性。在转型期的中国,很多问题,需要超越左右之分来看待,也很难用本土化和西化的框架去生搬硬套,即使是市场和计划,也存在优劣和好坏之分。特别是涉及具体问题,我们不应该动不动就用站队的方式来解决。

各思潮异常活跃,各学派自由表达,不同人对经济和社会问题有不同看法,应属正常现象。如果包括樊纲和汪丁丁在内的经济学家,对郎咸平的观点有不认同的地方,完全可以有理有据地驳斥,但如果因观点和主张的差异,上升到派别的划分,甚至用大帽子扣人,就不应该了。

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在《中间道路经济学》一书的中译本序言中说:“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们,喜欢用极端对立的方式思考问题。这不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作风。”大师之言,一语道破了经济学的实质,其实也是其他学科的实质。知识不应该有派别,真问题是需要科学和实事求的态度来对待的。

在这方面,经济学家茅于轼对“郎咸平现象”的评说,我认为就体现了一位经济学前辈和大家的风范,他说:“尽管我不喜欢他的作风,但我觉得应该给人说话的权力。他讲那些话是有道理的,不是全没有道理。你不能因为不喜欢他的这种作风,就把他骂一顿。我们现在社会缺乏容忍跟尊重,总是持打倒的态度。”

    有分歧和争执的平台,当然不易;但能出于公心,寻求共识,平心静气地讨论和研究问题,并基于中国现状,提炼出自己可操作性和系统的经济理论,则更显重要。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学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有一次,笔者问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先生,我国经济学家离诺贝尔经济学奖到底有多远,陈志武回答说,差得太远了,中国很多所谓经济学家,最多只能称为“经济师”,他们只局限在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和解决一些问题,但几乎没有创新性理论。

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现状,但我们的社会给予他们的实在太多,经济学家受到的宠爱也实在太多。自从经济学成为显学,只要你冠以“经济学家”的名称,就会像明星一样被各界追捧。有些经济学家也乐于借自己的身份和名气,不断高空来回,跑场圈钱。

有些经济学家干脆热衷于做“独立董事”,或直接接受地产商和企业的委托,做一些符合经济效益的课题,得出符合委托方的结论,却舍不得花点时间到一线去调查。在学术圈内部,则以学派和学术出身为界限,形成小圈子,或吹捧抬轿,或诋毁攻讦。

类似现象,都不利于经济学界的健康发展,也对不起社会对经济学家的尊重。既然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为了经世济民、民富国强,中国经济学界何不少点意气争执,多寻些经世共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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