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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刚沉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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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CBN杨小刚。资深活跃财经媒体人、社会静默观察家。曾出版《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等书,毕业于山东大学和上海大学,现就职于《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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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倍增不等于工资收入倍增  

2010-06-14 05:20:08|  分类: 财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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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提高劳动者收入是对的,但不能把国民收入直接等同工资收入。政府也不能把工资收入增长的幅度纳入行政计划,因为这样又将成为地方政府的跟风形象工程。

  

       专访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乔依德

        国民收入如何分配,居民收入如何提高,因涉及百姓切身利益,所以引人关注。近期中央一系列涉及收入分配改革的表态,以及“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出台”的消息,更成为热议话题。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在接受《人民日报》等媒体采访时,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引发广泛讨论。

  苏海南认为,借鉴日本经验,中国具备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所以应该在“十二五”规划或政府工作计划里,酌情考虑或者采取类似做法。他还认为,如果居民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尽管苏海南提出的年均工资翻番是指总盘子,但这一说法,还是颇令人兴奋。

  不过,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乔依德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这一提法无论是概念的准确性,还是提出这一目标的妥当性以及达至目标的可行性,都存在商榷的必要。特别是,如果政府作为指令性目标下达,将埋下很大隐患,一旦达不成,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将会是巨大的。

  国民收入不等于工资收入

  杨小刚:针对劳动收入增长偏低、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提出,可以借鉴日本,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只要居民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你觉得这个途径如何?

  乔依德:我看到媒体对“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炒作,提出这一设想的良好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需要强调指出,将国民收入倍增等同于工资倍增在概念上是错误的。国民收入与工资收入,两者相差非常大。媒体的跟进炒作,又放大了这一错误效应。

  首先,厘清几个经济学概念。与国民收入(NI)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及国内生产总值(GDP)。GDP是一个以地理标准为基础的概念,指在一国的国土上一年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格总额。企业不管是中资、外资还是合资,只要是在中国国内生产的,就划入GDP。

  GNP是一个以国民属性为基础的概念,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格总额。只要是中国的企业,无论在津巴布韦还是国内生产的,产值都算为GNP。

  国民收入(NI)是一个与国民生产总值(GNP)相对应的概念。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毛值,当它减去资本折旧,得到国民生产净值(NNP),再减去企业间接税(如销售税等),才是最终的国民收入概念。所以国民收入是所有生产要素的收益,不仅包括劳动收益,也包括租金、利息和利润,包括国外来的,但属于中国人的,就是国民收入。

  而个人收入不仅包括劳动收入,还包含了其他收入,如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以,国民收入不仅与工资收入相差十万八千里,而且跟个人收入也差别很大。如果因为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推导出工资收入翻番,不仅毫无意义,很容易误导公众。而且,“国民收入倍增”不可能保证工资收入倍增。

  工资倍增要考虑可行性

  杨小刚:有人认为,现在做这样一个“倍增”的安排,是老百姓有热切的期盼,该予以考虑并作出决策。你认为这有什么意义?

  乔依德:如果只是国民收入倍增,作为一个计划或目标也未尝不可。其实,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邓小平1987年10月在党的十三大中提出“三步走”的战略构思,即国民生产总值翻番战略,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确定了“新三步走”战略。这些,其实都是现成的目标或计划,没必要再新制定一个倍增计划,尽管“国民收入”听上去更亲切些。

  如果由“国民收入倍增”引申出工资收入倍增,很容易误导公众。两年前,南方某省就提出居民工资倍增计划,而且计算出“工资每年递增14%”,现在这个“倍增”计划不了了之,原因何在?因为做不到。政府没有权力对企业说必须每年增长多少工资,这超越了政府的权限,没有法律基础,也违背了市场经济基础。

  客观上说,地方政府对公务员加工资都没有权力,按规定,这也应该由中央根据不同级别、岗位和地区情况确定。国有企业职工工资,也有自身的管理条例。由政府决定工资的增长,这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现在一般不这样提了。

  而且,政府也在逐渐弱化这些指标性的东西,比如对于GDP的增速,正由以前的计划目标,逐渐弱化为现在的参考目标和预测目标,不再成为一个指令性目标要求地方政府了。在此背景下,如果硬要弄出一个“工资倍增”计划,把老百姓期望提得很高,但政府又做不到,实际上更会损害政府公信力。

  现在有人提出先给公务员加工资,然后由此带动全社会工资的上升,这是荒谬的。有什么机制能保证产生这种带动效应?其结果会带来社会更大的不满。香港地区现在公务员加(减)薪是根据社会平均工资的波动决定的,这恐怕才是内地要借鉴的。

  提高居民收入,政府可做很多

  杨小刚:为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国家正在研究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既然“倍增”计划不妥当,你认为通过什么途径能到此目标?在此过程中,政府可以有哪些作为?

  乔依德:面对问题,我们不能病急乱投医,也不能追随舆论做有损于经济长期发展的事情,而要把事情做对和准确,要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

  首先,要弄清楚劳动收入为什么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下降。一个客观事实是,在目前发展阶段,劳动力比较多,资本相对不足。劳动力价格归根结底是供需决定的。

  另外,有学者研究认为,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还和产业结构转型有关,以前农业在国民收入占比比较大,但在改革中,这一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业在国民收入中占比逐渐下降,工业和其他产业增长快,第一产业劳动收入占比很高,产业转型后,劳动收入比率下降,有一定的不可避免性。

  现在的情况是劳动收入虽然也是逐年增加,但是其增长的速度远落后于政府和企业收入增长的速度。所以,一方面要使劳动收入增速加快,另一方面要使后二者增速降下来。这二者是有关联的。

  政府在扭转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趋势方面,是可以也应该有所作为的。市场不是万能的,但离开市场是万万不能的。政府行为可以顺应市场,但不要直接干预市场。具体来说,在第一次分配中,政府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当然,各地也不要攀比,要从地方实际情况考虑。二是可减少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税收。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利润不是很高,减税给它们留足空间。三是增加国有企业上缴国家红利的比例。四是进行个人所得税改革。这个说了很多年,但一直没有动静。比如可提高个税起征点,对一部分中低收入的城镇居民来说,提高纳税的起征点,就等于增加了收入。

  在个税改革方面,还应该以全面的综合税为主、单项税为辅。单项征税虽然比较容易,但并不公平。综合税相对比较合理。综合税就是报税时把所有收入均纳入,包括股票和房产收入。同时,以家庭为单位,根据整个家庭负担情况,可获得一定的奖励和补贴。如家里有老人或小孩需要抚养的,负担比较重的,可以适当补贴和退税。

  在二次收入分配中,政府应该加大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

  公共服务方面,我们的教育投入还有提升空间,目前教育投入还没达到GDP的4%。有人提出9年义务教育延长到12年义务教育。或者在幼儿幼托方面多花一点钱。医疗方面,可适当扩大免费医疗服务范围,农村医疗投入要增加。越南6岁以下的所有城乡小孩生病都免费就医,这也是提高收入的方式。我们目前花费在行政开支上太多,在公共福利上相对比较少。

  社会保障方面,养老保险问题很大,需要改革的地方很多。我们目前最大弊端在于养老保险让地方做,而不是由中央统一管理。因为养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不是某个地方的事情,而是全国的事情。目前碎片化、区域化的养老保险,限制了劳动力流动。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让医保、养老保险跟着身份证号码走。

  加快城市化进程,让农村人口逐渐到城市中来,让他们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福利,这也和劳动收入分配密切相关。

  总之,居民收入的提高,除了工资直接提高之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其他很多手段进行。强调提高劳动者收入是对的,但不能把国民收入直接等同工资收入。政府也不能把工资收入增长的幅度纳入行政计划,因为这样又将成为跟风的形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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